“李鸿章必为数千年中国汗青上一要人物，无可疑也；李鸿章必为十九至二十世纪天下史上一要人物，亦无可疑也。”
“事易地而殊，人易时而异。吾辈生于本日，而以此大业责合肥。吾知合肥必不任受。彼其所谓局外之誉议，不知局中之艰巨，言下盖不足痛焉。援春秋责备贤者之义，李固咎无可辞，然试问本日四千万人中，有能够责合肥之资格者，多少人哉？要而论之，李鸿章不失为一驰名之豪杰，所最不幸者，以举国之大，而无所谓知名之豪杰以立乎厥后，故一跃而不能起也。吾于合肥之遇，不足悲焉耳。”
其为非常之奸雄与为非常之豪杰姑勿论，而要之其位置行事，必非能够平常庸人之眼之舌所得烛照而雌黄之者也自李鸿章之名呈现于天下以来，五洲万国人士，几于见有李鸿章，不见有中国。一言蔽之，则以李鸿章为中国独一无二之代表人也。夫以甲国人而论乙国事。其必不能得其本相，固无待言。然要之李鸿章为中国近五十年第一流紧急人物。读中国近世史者，势不的不曰李鸿章，而读李鸿章传者，亦势不得不手中国近世史，此有识者所同认也。”
“天下惟庸人无咎无誉。举天下人而恶之，斯可谓非常之奸雄矣乎？举天下人而誉之，斯可谓非常之豪杰矣乎？固然，天下人云者，凡人居其千百，而非常人不得其一。以凡人而论非常人，乌见其可？故誉满天下，一定不为乡愿；谤满天下。一定不为巨人。语曰：盖棺论定。吾见有盖棺后数十年纪百年，而论犹不决者矣。各是其所是，非其所非，论人者将乌从而鉴之？曰：有人于此，誉之者千万，而毁之者亦千万；誉之者达其顶点，毁之者亦达其顶点；今之所毁，适足与前之所誉相消，他之所誉，亦足与此之所毁相偿；若此者何如人乎？曰是可谓非常人矣。
时任中原共和国文明部长的闻名学者梁启厥后专门为李鸿章作传。他在为李鸿章作的传记中对李鸿章的平生作了全面回顾和评价，被先人遍及以为是比较公道和客观的。
“凡一国本日之征象，必与其国前此之汗青呼应，故前史者征象之启事，而征象者前史之成果也。夫以李鸿章与本日当中国，其干系既如此其深厚，则欲论李鸿章之人物。势不成不以如炬之目，察看夫中国数千年来政权变迁之局势，民族消长之暗潮，与夫现时中交际涉之隐情；而求得李鸿章一身在中国之位置。孟子曰：知人论世，世固不易论。人亦岂易知耶？李鸿章今逝矣。本国论者，皆以李为中国第一人。又曰：李之死也，于中国此后之全局，必有所大变动。大米鸿章果足称为中国第一人与否，小子无知，不敢断言。，西哲有恒言曰：时势造豪杰，豪杰亦造时势。若李鸿章者，吾不能谓其非豪杰也。固然，是为时势所造之豪杰，非造时势之豪杰也。时势所造之豪杰。平常豪杰也。天下之大，古今之久，安在而无时势？故读一部二十四史，如李鸿章其人之豪杰者。车载斗量焉。若夫造时势之豪杰，则阅千载而未一遇也。李鸿章固非能造时势者也，凡人生于一社会当中。每为其社会数千年之思惟风俗义理所困，而不能自拔。李鸿幸不生于欧州而生于中国，不生于本日而生于数十年之前，先彼而生并彼而生者。曾无一能造时势之豪杰以导之翼之，但是当时其地所孕育之人物。止于如是，固不能为李鸿章一人咎也。而况乎其所遭受，又并其所志而不能尽行哉？吾故曰：敬李之才。惜李之识，而悲李之遇也。但而后有袭李而起者乎，当时势既已一变，则其所觉得豪杰者亦自一变。其勿复以吾之以是恕李者而自恕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