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姐站了起来，我也站了起来。夜使两江三岸变得斑斓了一些，一轮淡淡的玉轮升起在天空。行驶的船打着一束束白光，洒在江水波浪的一片玄色上，那山上江里的小灯，像一只只和顺的眼睛，忽近忽远地闪动。山坡上有人在吹口琴，被风一阵阵带来，我第一次感觉口琴声是这么好听。
本来大姐另有一个父亲，她跟我们兄弟姐妹不一样。说出来了，她仿佛挺对劲扬扬：地痞头子也是豪杰，我们的父亲倒是个诚恳巴交的工人。我大吃一惊，对大姐不但彩的虚荣，很不觉得然。
力光幺爸的模样，我已忘记。
父亲的生日在中国恰是“六一”儿童节，我从小就记得。父亲说话有很重的浙江口音，一说快，没人能听得懂。他讲得稍慢一点，我能半懂半猜，就给人当翻译。如果我讨厌这小我，就用心翻错。父亲白我一眼，忙不迭地给人解释说，他小女儿不懂，说错了，请谅解。
他说他故乡在四川安岳，家贫，母亲给人洗衣做衣，父亲有力量，给人抬滑竿。母亲前后生了十一胎，只要第八胎和十一胎活下来。母亲给他取了个奶名“长生娃”，想他别扭长大，盼长生安然；给弟弟取奶名“火林娃”，算命先生说弟弟水气邪气重，求个吉利。
“把大洋拿到银行兑换了，再借些钱，找个好病院，治你的眼睛。”母亲说。
7
袍哥头四周找我母亲，登报，派部下人专门到母亲故乡忠县寻觅，都没有下落，一气之下返回本身故乡安岳，挑了个正在读中学的女人。仓促办完丧事，安了一个家，本身一人回了重庆。他是地头蛇，竟然找不到母亲，就鉴定母亲已远走他乡。岂不知是身边一个舞女在拆台，她打通他部下人，不让他晓得我母亲的下落。母亲在江边洗衣服时，曾瞥见过一个盛饰素净的女人，母亲没有在乎。1947年春季，抗战胜利的喧哗早已被内战的炮声代替。处所军阀与各帮会宗教构造忙于扩大权势抢地盘，市道上各种谎言纷传，民气浮动。袍哥头没心机管弃家出走的老婆女儿。当然，如果是个儿子，景象就不一样了。
母亲这才正眼看清出去的是一个漂亮的青年。他体贴的眼神，一下子就震惊了她的心。
他把衣服送给女人洗，每次给的钱比别人多。不等女人目光表示他走，他便告别，头也不回一个。
“让他回浙江！”家里姐姐哥哥异口同声说。
母亲抱着未满周岁的二姐，牵着三岁的大姐，尽量遁藏着尚在冒余烟的房屋，沿江岸寻觅父亲的船。到处都是烧伤嗟叹的人，疾走乱逃的人，不了解的人蓬头垢面、衣衫不整地聚在一起哭着。另有人在拾没烧坏的碗勺，也有人用木桶往已经烧得焦黑的柱梁上泼水。大人寻觅孩子，孩子寻觅大人，另有人飞跑过街狂呼亲人的名字。
1943年春季，恰是母亲从故乡忠县逃婚前去重庆的日子，父亲地点的军队开赴另一都会守防。路上，父亲肚子痛绞得短长，躲进树丛处理题目。等他钻出树丛，军队已成小芝麻点在另一座山的道上，举着火把赶夜路。他当机立断，朝相反方向走。精确地说，父亲是一名百姓党的逃兵。逃兵是要被百姓党枪毙的，但束缚后共产党也不喜好他这段汗青。当时，幸亏无人重视，或许觉得他生急病死在行军路上。战乱之年，谁去调查一个兵士的真死假活？他回到重庆，在招商局的船舶队当了一名海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