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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明史》：八月朔，廷弼言：“三方建置，须联络朝鲜。请亟发敕使往劳彼国君臣，俾尽发八道之师，连营江上，助我阵容。又发圣旨怜恤辽人之出亡彼国者，召个人练，别为一军，与朝鲜军合势。而我使臣即权驻义州，节制联络，俾与登、莱声气相通，于事有济。更宜发银六万两，分犒朝鲜及辽人，而臣授予空名札付百道，俾承制拜除。其东山矿徒能结聚千人者，即署都司；五百人者，署守备。将一呼立应，而一二万劲兵可立致也。”因荐监军副使梁之垣发展海滨，习朝鲜事，可充命使。帝立从之，且命如行人奉使故事，赐一品服以宠其行。之垣乃列上重事权、定职掌八事，帝亦报可。
6.《清史稿·卷二百三十二·传记十九》：六年正月，完我疏言：“昨年十一月初九日，高傲凌河旋师，上豫议本年进取，至诚恻怛，推心置腹，蔼然家人父子。臣敢不殚精毕思，用效驽钝。臣闻千里而战，虽胜亦败。近年将士贪欺之习，大异於先帝时，更张而转移之。上固切切在念，而曾未显调停之术。民气不钅柬，必不得指臂相使之用。分军驻防，万难补救，虽诸葛复活，无能为也。又况蜂虿有毒，肘腋患生，疑贰之祖大寿，率宁、锦疮痍之众，坐伺於数百里间，杞人之见，不得不虑及也。”
9.《明史》：时叶向高复当国，化贞座主也，颇右之。廷臣惟太仆少卿何乔远言宜专守广宁，御史夏之令言蒙古不成信，款赏无益，给事中赵时用言永芳必不成信，与廷弼合。余多右化贞，令毋受廷弼节制。而给事中李精白欲授化贞尚方剑，得便宜把持。孙杰劾一燝以用出、嘉栋、卜年为罪，而言廷弼不宜驻关内。廷弼愤，上言：“臣以东西南北所欲杀之人，而适遘事机难处之会。诸臣能为封疆容则容之，不能为流派容则去之，何必内借阁部，外借抚道以相困？”又言：“经、抚反面，恃有言官；言官交攻，恃有枢部；枢部佐斗，恃有阁臣。臣今有望矣。”帝以两臣争言，遣兵部堂官及给事中各一人往谕，抗违不遵者定罪。命既下，廷臣言遣官不便，乃下廷臣集议。
5.《清史稿·卷二百三十二·传记十九》：完我遇事敢言，尝议定官制，辨服色。十仲春，上疏言：“自古设官定职，非帝王好为浪费。虑国事没法纪也，置六部；虑六部有偏私也，置六科；虑君心宜启沃也，置馆臣；虑下情或壅蔽也，置通政。数事相因，缺一不成。上不立言官，不过谓我国大家得以进言，何必言官。臣请明辨之，我国六部既立，曾见有一人抗颜论劾者否？似此寂寂，岂国中真无事耶？举国然诺浮沉，以奸刁为圆活，以包庇为公道，以柔嫩畏缩为雅重，上皇皇图治，亦何乐有此气象也？况本日秉政者，岂尽循理刚正？属僚既不敢非长官，局外又谁敢议权贵？臣知国中事，上亦时得闻知，然不过犹古之告发，孰若置言官，兴利除害，皆公言之之为愈耶？言官既设，君身尚许指责，别人更何忌讳？苟不至贪污欺诳，任其尽言，勿为禁制，此古帝王明目达聪之妙术也。若谓南朝言官废弛，此自其君辨别不明，非其初定制之不善也。我国‘笔帖式’，汉言‘书房’，朝廷安所用书房？官生杂处，名器弗定。不置通政，则下情上壅，励精图治之谓何也？至若服制，尤陶镕满、汉第一急事。上遇汉官，温慰恳至，而国人反陵轹之。汉官不通满语，每以此被辱，有至悲伤堕泪者，将何故兜揽远人，使成一体？故臣谓别离服色，所系至大，原上勿再忽之也。臣等非才，惟廉洁忠悃，至死稳定。昨年副将高鸿中出领甲喇额真，臣具疏请留；今游击范文程又补刑曹，谅臣亦不得久居文馆。若臣等二三人皆去，岂复得慷慨为上尽言乎？”疏入，上颇韪之，命俟次第停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