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用杜业之言，召见朱博，起家复为光禄大夫；迁京兆尹。冬，十月，壬午，以博为大司空。
赦天下。
傅太后从弟子迁在摆布，尤倾邪，上恶之，免官，遣归故郡。傅太后怒；上不得已，复留迁。丞相光与大司空丹奏言：“圣旨前后相反，天下迷惑，无所取信。臣请归迁故郡，以销奸党。”卒不得遣，复为侍中，其逼于傅太后，皆此类也。
何武后母在蜀郡，遣吏归迎；会成帝崩，吏恐门路有盗贼，后母留止。摆布或讥武事亲不笃，帝亦欲改易大臣，冬，十月，策免武，以列侯返国。癸酉，以师丹为大司空。丹见上多所匡改成帝之政，乃上书言：古者谅暗不言，听于冢宰，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前大行尸柩在堂，而官爵臣等以及支属，鲜明皆贵宠，封舅为阳安侯，皇后尊号不决，豫封父为孔乡侯；出侍中王邑、射声校尉王邯等。圣旨比下，变动政事，卒暴无渐。臣纵不能明陈大义，复曾不能牢让爵位，相随空受封侯，增益陛下之过。间者郡国多地动水出，流杀群众，日月不明，五星失行，此皆举错失中，号令不定，法度失理，阴阳溷浊之应也。
孝哀天子上
建平元年乙卯，公元前六年春，正月，陨石于北地十六。
待诏贾让奏言：“治河有上、中、下策。古者立国住民，疆理地盘，必遗川泽之分，度水势所不及。大川无防，小水得入，陂障卑贱，觉得污泽，使秋水多得其所歇息，摆布游波宽缓而不迫。夫土之有川，犹人之有口也，治土而防其川，犹止儿啼而塞其口，岂不遽止，然其死可立而待也。故曰：‘善为川者决之使道，善为民者宣之使言。’盖堤防之作，近起战国，雍防百川，各以自利。齐与赵、魏以河为竟，赵、魏濒山，齐地卑贱，作堤去河二十五里，河水东抵齐堤则西泛赵、魏；赵、魏亦为堤，去河二十五里，虽非其正，水另有所浪荡。时至而去，则填淤肥美，民种田之；或久有害，稍筑宫宅，遂成聚落；大水时至，漂没，则更起堤防以自救，稍去其城郭，排水泽而居之，湛溺自其宜也。今堤防，狭者去水数百步，远者数里，于故大堤以内复稀有重，民居其间，此皆宿世所排也。河从河内黎阳至魏郡昭阳，东西互有石堤，激水使还，百馀里间，河再西三东，迫厄如此，不得安眠。今行上策，徙冀州之民当水冲者，决黎阳遮害亭，放河使北入海；河西薄大山，东薄金堤，势不能远众多，期月自定。难者将曰：‘若如此，废弛城郭、田庐、冢墓以万数，百姓痛恨。’昔大禹治水，山陵当路者毁之，故凿龙门，辟伊阙，析厎柱，破碣石，堕断六合之性，此乃人功所造，何足言也！今濒河十郡，治堤岁费且千万；及其大决，所残无数。如出数年治河之费以业所徙之民，遵古圣之法，定山川之位，使神人各处其所而不相奸；且以大汉方制万里，岂其与水争天涯之地哉！此功一立，河定民安，千载无患，故谓之上策。若乃多穿漕渠于冀州地，使民得以溉田，分杀水怒，虽非贤人法，然也救败术也。可从淇口以东为石堤，多张水门。恐议者疑河大川难禁制，荥阳漕渠足以卜之。冀州渠首尽，当仰此水门，诸渠皆常常股引取之：旱则开东方下水门，溉冀州；水则开西方高门，分河道，民田适治，河堤亦成。此诚富国安民、兴利除害，支数百岁，故谓当中策。若乃缮完故堤，增卑倍薄，劳费无已，数逢其害，此最下策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