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之性：饥而求食，劳而求佚，苦则索乐，辱则求荣，此民之情也。民之求利，失礼之法；求名，失性之常。奚以论其然也？今夫盗贼，上犯君上之所禁，而下失臣民之礼，故名辱而身危，犹不止者，利也。其上世之士，衣不眗肤，食不满肠，苦其志意，劳其四肢，伤其五脏，而益裕广耳，非性之常也，而为之者，名也。故曰：名利之所凑，则民道之。
凡世主之患，用兵者不量力，治草莱者不度地。故有地狭而公众者，民胜其地；地广而民少者，地胜其民。民胜其地，务开；地胜其民者，事徕。开，则行倍。民过地，则国功寡而兵力少；地过民，则山泽财物不为用。夫弃天物遂民淫者，世主之务过也，而高低事之，故故为国任地者，山林居什一，薮泽居什一，谿谷流水居什一，都邑蹊道居什四，此先王之正律也。故为国分田数：小亩五百，足待一役，此地不任也；方土百里，出战卒万人者，数小也。此其垦田足以食其民，都邑遂路足以处其民，山林、薮泽、谿谷足以供其利，薮泽堤防足以畜。故兵出，粮给而财不足；兵休，民作而畜长足。此所谓任地待役之律也。
民之生：度而取长，称而取重，权而索利。明君慎观三者，则国治可立，而民能可得。国之以是求民者少，而民之以是避求者多，入使民属于农，出使民壹于战，故贤人之治也，多禁以止能，任力以穷诈。二者偏用，则境内之民壹；民壹，则农；农，则朴；朴，则安居而恶出。故贤人之为国也，民资藏于地，而偏托危于外。资藏于地则朴，托危于外则惑。民入则朴，出则惑，故其农勉而战戢也。民之农勉则资重，战戢则邻危。资重则不成负而逃，邻危则不归。于无资、归危外托，狂夫之所不为也。故贤人之为国也，观俗立法例治，察国事本则宜。不观时俗，不察国本，则其法立而民乱，事剧而功寡。此臣之所谓过也。
主操名利之柄而能致功名者，数也。贤人审权以操柄，审数以使民。数者臣主之术，而国之要也。故万乘失数而不危、臣主失术而稳定者，未之有也。当代主欲辟地治民而不审数，臣欲尽其事而不立术，故国有不平之民，主有不令之臣。故贤人之为国也，入令民以属农，出令民以计战。夫农，民之所苦；而战，民之所危也。犯其所苦行其所危者，计也。故民生则计利，死则虑名。名利之所出，不成不审也。利出于地，则民极力；名出于战，则民致死。入使民极力，则草不荒；出使民致死，则胜敌。胜故而草不荒，强大之功可坐而致也。
今则不然。世主之以是加务者，皆非国之急也。身有尧、舜之行，而功不及汤、武之略者，此执柄之罪也。臣请语其过。夫治国舍势而任说说，则身脩而功寡。故事《诗》、《书》谈说之士，则民游而轻其君；事处士，则民远而非其上；事懦夫，则民竞而轻其禁；技艺之士用，则民剽而易徙；商贾之士佚且利，则民缘而议其上。故五民加于国用，则田荒而兵弱。谈说之士，资在于口；处士，资在于意；懦夫，资在于气；技艺之士，资在于手；商贾之士，资在于身。故天下一宅，而圜身资。民资重于身，而偏托势于外。挟重资，归偏家，尧、舜之所难也。故汤、武禁之，则功立而名成。贤人非能以世之所易胜其所难也，必以其所难胜其所易。故民愚，则知能够胜之；世知，则力能够胜之。臣愚，则易力而难巧；世巧，则易知而难力。故神农教耕而王天下，师其知也；汤、武致强而征诸侯，服其力也。当代巧而民淫，方效汤、武之时，而行神农之事，以随世禁。故千乘惑乱，此其所加务者，过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