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世纪50年代今后，其停业演变成汇兑和垫借公款为主，对浅显贩子和百姓的汇兑已不屑一顾，乃至规定500两以下概不办理汇兑，他们通过汇兑公款手中常常川流大量资金，加上公款不计利钱，从而获得了很大好处。
关于存款，又分来往存款及按期存款二种，前者系商家浮存，随市道之疲快，临时定日利，但存款利率较市道利率略小；后者则有按期一年者，亦有按期1、2、3、4、5、六月者，存户如在存款未到期提取利钱，须立一借券。
据统计，光绪三十二年（1906）七月产部存放各银行票号款项共693万两，此中户部存放银行424万两，占总额的61％，存放票号206万两，占总额的30％，存放本国银行57万两，占总额的8％，存放其他行号六万两，占总额的1％。
8、赈款。光绪十八年（1892）山西大旱，由江苏筹银一万两交山西百川通、蔚盛长票号汇解山西巡抚衙门兑收施助。光绪十二年（1886）直隶水涝成灾，由广东将22209两交山西票号百川通汇天津转解分拨灾区。光绪十一年（1885）山东罹难，由上海交山西新泰厚票号5000两、元丰玖票号3000两解赴山东。
光绪十三年（1887），以李鸿章为背景的中国铁路公司为构筑津沽铁路，曾乞助于山西票号，争夺票号的支撑。
钱庄与钱庄的分歧：
山西票号的停业内容和范围，主如果运营汇兑和存放款停业。关于汇兑有以下六种环境：
以上统计申明，票号把握着户部三分之一的存款，也就是说票号的好处与清当局的好处紧密联在一起，乃至票号走上了畸形的繁华之路。
7、汇兑河工经费。清朝河工经费数额很大，由山西票号卖力汇兑，使山西票号又大获其利。如同治十二年（1873）广东的河工经费一万两交山西票号协成乾、蔚长厚、志成信汇兑。光绪十三年（1887）两广三次汇解银219000两，交山西票号商志成信、协成乾汇兑，解赴天津支应局转解河南河工利用。
同治四年（1865）将各路厘局提到盐厘银四万两、管库凑拨夔关解存盐税银一万两、二两平银一万两，共银六万两，作为同治二年凑拨之项，“由委员将前项银两如数兑交协同庆、蔚丰富、元丰玖、天成亨、广聚、和泰各钱庄分领，干到京后由该委员向各号兑齐赴部交纳。”（《山西票号史料》，山西群众出版社1990年版）同治五年（1866）浙江将浙海关银三万两，交山西票号元丰玖汇兑。光绪二十六年（1900）庚子事情，西太后挟光绪帝西逃路过山西，曾留宿祁县大德通票号，票号借给清廷银40万两。清廷因门路不靖，西商票号老庄多在山西省内，遂命各省将京饷改解山西省票号总号。如湖南巡抚俞廉三筹款11万两，转交山西票号日升昌、天成亨、百川通、新泰厚、蔚丰富、蔚盛长、协同庆、乾成亨等九家票号汇兑至山西平遥。
川汉铁路股款储存有310万银两，此中106万两股款交由山西三晋源、协同庆、天成亨、蔚长厚、蔚丰富、新泰厚等票号收存，表白山西票号与商办铁路之间存在着融通资金的干系。山西票号还为近代企业收存股款、代招股金。光绪三十年（1904）大德通票号曾在开封、上海、汉口、北京等地为河南均窑磁业公司代招股金。光绪三十二年（1906）日升昌等票号曾为河南广益纺纱公司代为收储股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