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不是给狗做的么？”我伶牙俐齿，一点儿也不饶她，“可惜你那两只狗跑得太远，把家门儿都忘了。”
“败家子儿！就这么会费钱！我不穿这毛衣！”
有一天，我放工早了些，一进门就瞥见她在摸着父亲那张扣着的遗像。她说：“上头我命硬，下头二妞命硬。我们两端都克着你，你如何能受得住呢？是受不住。是受不住。”
“又不是给我做的，我不吃。”
她硬硬地说着。哭了。我也哭了。我擦干泪，瞥见泪水流在她皱纹交叉的脸上，如雨落在旱地里。这是我第一次那么细心地看着她哭。我想找块毛巾给她擦擦泪，却始终没有动。即便手边有毛巾，我想我也做不出来。我和她之间，从没有这么柔嫩的表达。如果做了，对相互或许都是一种惊吓。
偶然候，实在闲极无聊，她也会和我讲一些家常话。话题还是离不开她的两个宝贝孙子：大哥如何从小就爱吃糖，以是外号叫李糖迷。二哥小时候如何胖，给他擦屁股的时候半天都掰不开屁股缝儿……也会有一些关于姐姐的片段，如何灵巧，如何懂事。却没有我的。
“死丫头，这么好的饭你不吃，不糟蹋东西？”
我们哈哈大笑。没有猜忌，没有成见，没有不满。的的确确是一家人在一起拉家常的模样。她嘴里的我是如此恶劣，如此敬爱。这是我千万没有想到的。
她的脾气比以往也有了很大窜改。不再串门谈天，也不答应街坊邻居们在我家久坐。凡是有客，她都是一副木木的模样，说不上冷酷，但绝对也谈不上欢迎。因而客人们就很快讪讪地走了。我当然晓得这是因为父亲的原因，就安慰她，说她应当多去和人聊聊，转移转移情感。再想有甚么用？归正父亲已经不在了。她回绝了。她说：“我没养好儿子，儿子走到了我前边儿，白发人送黑发人，老败兴。他不在了，我还在。儿子死了，当娘的还到人跟前举头竖脸，我没那心劲儿。”
“那几个白眼狼都跑得八竿子打不着，不留一个，有个病的灾的去指靠谁？”
我才不吃呢。假装看电视，不睬她。
人为每月九十八元，只要发了我就买各种百般的吃食和玩意儿，大包小包地往回拿。我买了一把星海牌吉他，月光很好的早晨就在大门口的石板上练指法。还买了灌音机，洗衣服做饭的时候必然要听着费翔和邓丽君的歌声。第一个春节到临之前，我给她和妈妈各买了一件毛衣。每件四十元。妈妈没说甚么，喜滋滋地穿上了，她却勃然大怒――我乐了。这是父亲归天后，她第一次发怒。
每次看到我回家睡回笼觉她都一副忧心忡忡的神情：一个放着群众西席如许名誉的职业却不好好干的女孩子，她在闹腾甚么呢？她明显不明白，仿佛也没有兴趣去弄明白。她只是一到周末就等在村头，等她的两个孙子从县城和省会返来看她――她的重视力终究在不知不觉间从父切身上分离到了孙子们身上。每到周末，我们家的饭菜就格外好：猪头肉切得细细的，烙饼摊得薄薄的，粥熬得浓浓的。但是只要两个哥哥不返来，我就都不能动。直到过了饭时，肯定他们不会返来了，她才会说：“吃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