景德元年七月，宰相李沆薨，时无他相，中书有参知政事王旦、王钦若，不次补。寇准为三司使，真宗欲相之，患其素刚，难独任，乃先以翰林侍读学士毕士安为参政，才一月，并命士安、准为相，而士安居上。旦、钦若各迁官罢了。准在太宗朝已两为在朝，今士安乃由侍从超用，惟辟作福，图任大臣，盖不该循循历阶而升也。
绍兴以来，兵革务烦，军中将校除官者，大帅尽藏其告命，只语以所居官，其有变乱亡没者，亦不关申省部除籍，或径以付别人，至或从白身便为郎、大夫者。杨和王为殿帅，罢一统领使归部，而申枢密院云：“此人元姓名曰许超，只是校尉，偶有修武郎李立告，使之鼎名，因得冒转，续以军功堆集，今为武显大夫，既已离军，自合依本姓名及元职位。”超诣院诉。而不能为之词。予检详兵房，为言曰：“一时冒与，自是主将之命。修武之前，固非此人当得。若武翼以后。皆用军功，使其战死于阵，则性命必要超承担。今但当克除不该得九官，而理还其他资，庶合情面。于理为顺。”两枢密甚然予说，即奏行之。
九朝国史
用钱为币，本皆足陌。梁武帝时，以铁钱之故。商贾浸以奸滑自破，岭以东，八十为百，名曰“东钱”；江、郢以上，七十为百，名曰“西钱”；京师以九十为百，名曰“长钱”。大同元年，诏通用足陌，诏下而人不从，钱陌益少。至于末年，遂以三十五为百。唐之盛际，纯用足钱。天祐中，以兵乱窘乏。始令以八十五为百。后唐天成，又减其五。汉乾祐中，王章为三司使，复减三。皇朝因汉制，其输官者，亦用八十。或八十五，然诸州私用，犹有顺俗至于四十八钱。承平兴国二年，始诏官方缗钱，定以七十七为百。自是以来，天下承用，公私出纳皆然，故名“省钱”。但数十年来，有所谓“头子钱”，每贯五十六，除中都及军兵俸料外，自余州县官民所当得，其出者每百才得七十一钱四分，其入者每百为八十二钱四分，元无所谓七十七矣。官方所用，多寡又益不均云。
外制之难
金国每遣使出外，贵者佩金牌，次佩银牌。俗呼为金牌、银牌郎君。北人觉得契丹时如此，牌上若篆字六七，或云阿骨打花押也。殊不知此本中国之制，五代以来。庶事草创，凡乘置奉使于外，但给枢密院牒。国朝承平兴国三年，因李飞雄矫乘马，诈称使者。欲反叛，既捕诛之，乃诏自今乘驿者，皆给银牌，国史云始复古制，但是非起于虏也。端拱二年复诏：“先是驰驿使臣给篆书银牌，自今宜罢之，复给枢密院牒。”
旧官衔冗赘
本朝国史凡三书，太祖、太宗、真宗曰三朝，仁宗、英宗曰两朝，神宗、哲宗、徽宗、钦宗曰四朝。虽各自纪事，至于诸志若天文、地理、五行之类，不免烦复。元丰中，三朝已就，两朝且成，神宗专以付曾巩使合之。巩奏言：“五朝旧史，皆累世公卿、品德文学、朝廷宗工所共准裁，既已勒成大典，岂宜辄议损益。”诏不准，始谋纂定，会以忧去，不克成。厥后神、哲，各自为一史，绍兴初，以其是非批驳皆失实，废不消。淳熙乙巳，迈承乏修史，丙午之冬，成书进御，遂请合九朝为一，寿皇即以见属。尝奏云：“臣所为戋戋有请者，盖以二百年间典章文物之盛，分见三书，匆急讨究，不相贯属。及累代臣僚，名声接踵，当如前史以子系父之体，类聚归一。若夫制作之事，则已经先正名臣之手，是非批驳，皆有据依，不容妄加笔削。乞以此奏下之史院，俾厥后史官，知以是编缵之意，无或辄将成书擅行编削。”上曰：“如有未稳处，改削有害。”迈既奉诏开院，亦修成三十余卷矣，而有永思攒宫才役，才归即去国，尤袤以高宗天子实录为辞，请权罢史院，因而遂已。祥符中，王旦亦曾修撰两朝史，今不传。